政华教育

课间是学校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一方面孩子们课间走出教室、接触阳光，做适当活动和放松，不仅有益生长发育，也是紧张课堂之间的“加油站”。另一方面，课间也是孩子们彼此沟通交流、自我规划时间、合理安排作息的重要时段，充分运用好这段时间，对于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、安全意识、规则意识，形成良好行为习惯，具有重要意义。倘若认为课间活动可有可无，甚至采取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对孩子成长不利，也是无视教育规律之举

当然，也要看到学校确实有苦衷。孩子多老师少，完全放开，孩子们的安全谁负责？尤其是当前社会对学生安全关注度高，极少数家长对校园管理的容错度过低，给学校造成巨大压力。面对管理成本高校园空间和设施有限、安全风险提升、家长诉求多元等现实原因，部分学校只好通过限制学生课间活动来规避潜在问题。虽情有可原，但仍不能成为限制孩子自由活动的理由。

把课间充分利用好，说到底，就是要在安全有序和充满活力之间找到平衡，更好统筹校园管理成本和教育效果之间的关系。美好的课间，一定是各方携手的结果。学校管理要精细化，统筹好活动场地，优化时间安排，排查安全隐患，同时避免将学生课间情况与班级评优、教师评优等简单挂钩。有条件的可以增加指导老师人手，购买相关保险，免除后顾之忧。教师要对学生加强安全教育，通过编写课间游戏手册、制定学校活动公约、丰富活动内容等方式，引导学生安全有序参与课间活动。家长也不能袖手旁观应配合学校加强孩子安全意识、规则意识、文明意识，同时给予学校更多理解和信任，在出现问题时积极沟通，依法理性维护权益

课间虽然短暂，却十分珍贵，是践行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理念的有效载体，是促进孩子身心成长的黄金时间。家校社回归教育本原，广泛凝聚共识，携手努力，必能为孩子们茁壮成长打造更优质的环境和空间。

哀乐不显于朋友圈

预测押题：

古人讲求“喜怒不形于色”，今天亦有“哀乐不显于朋友圈”。微信在2021年曾披露过一组数据，每天有10.9亿人打开软件高达7.8亿人进入朋友圈，但只有1.2亿人会选择发表内容。换言之，有超过9亿的用户已经不发朋友圈了请谈谈对“哀乐不显于朋友圈”观点的认识

参考答案：

个人社交媒体动态，究竟是“随心所欲”的自留地，还是“如履薄冰”的公共场？有人认为，当然是“我的地盘我做主”，一笔一划的朋友圈就像人生的笔记本，每条动态都是努力生活的证明；有人则现身说法，“年轻人不要太气盛”，从运动步数到分组可见再到只言片语，每个细节都埋着意想不到的“雷点”。今天，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。

不管你是i人还是e人，倾吐欲、表达欲、分享欲是与生俱来的天性。打开热闹的社交媒体动态，总有打动你的内容。有最新的影评，告诉你刹那的心情：有偶遇的宝藏餐厅，记录下味蕾片刻的欢愉；有好看的云、奇怪的树、美丽的倩影，提醒你美好或许就在身边。透过一句句精心的文字、一张张精修的图片一段段精彩的视频，朋友圈搭建了一个人为的“镜像世界”，塑造出一个自我设计的“公共形象”。闲来无事随便翻翻，过往记忆涌上心头；萍水相逢不妨一看，陌生形象顷刻饱满。悦人又悦己，何乐而不为？于是“留言达人”丛生，“点赞狂魔”出没，一起绘就大千世界的斑斓。

只不过，伴随着朋友圈的延伸与扩大，社交动态的边际效应也在不断发生递减。原本可以表达“率性”的地方，在亲属、同事、领导、客户的撕扯下不可避免地滑向“失真”的边缘。比起展现“真实的自我”，许多人不得不花大气力扮演“想象的自己”。加班已经够辛苦，分享出去会不会被领导认为在“含沙射影”？孩子考得比上一次好太多，晒一晒有没有可能被同学家长理解在“耀武扬威”？越来越多人感觉“朋友圈已经不再纯粹”，正在失去对自己朋友圈的支配权和使用权。这样就不难理解，为什么“公司强制发朋友圈”会成为争议焦点，为什么“离线休息权”会成为热议话题。当顾虑越来越多，包袱越来越重，索性一了百了，“我不乱说”，自然也就“不会出错”。

古人讲求“喜怒不形于色”，今天亦有“哀乐不显于朋友圈”事实上，从“使人上瘾”到“令人倦怠”，社交媒体的信息场域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。微信在2021年曾披露过一组数据，每天有10.9亿人打开软件，高达7.8亿人进入朋友圈，但只有1.2亿人会选择发表内容。换言之，有超过9亿的用户已经不发朋友圈了。不再大大方方展示情绪，而是小心翼翼经营隐忍；不再想做社交平台上“最靓的崽”，而是把自己隐藏在“momo”大军里拒绝被凝视。甚至有人为了兼顾“人设”与“人社”，在大号之外养起小号，不得不“双线作战”。结果就是，一边厌倦着社交媒体的信息过载，一边又努力扮着精美妆容、打起万分精神，努力维系台前的社交角色，

正因如此，有人把“不发朋友圈”当做一种成熟的表现，是善于“审时度势”的结果。其实也不尽然，把真实的思绪藏在心里，字斟句酌、守口如瓶，不管是幸福与欢乐还是坎坷与悲痛都努力进行自我消化，这是一种自立而自足的活法。把丰富的内在酣畅淋漓地表达出来，直抒胸臆、大方得体，并不过分在意别人的脸色和眼色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自在而自治的方式？人类的悲喜或许并不相通，但成熟大抵是没有什么统一标准的。发不发朋友圈，与为人老不老练、性格深不深沉、办事低不低调没有必要强行勾连。在社交媒体的“个人领地”上，“怡然自得”可能比“皆大欢喜”更重要也更值得，

“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。”发不发社交动态，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。说到底，复杂的或许从来都不是朋友圈，而是那些自知或不自知的想象

让大学生不再只盯着升学考公考编

预测押题

“2024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1179万人，同比增加21万人，就业形势比往年更加严峻。”近日，全国多所院校相继发出倡议书，动员2024届毕业生积极就业，倡议的内容大同小异，主要是呼吁学生不要只盯着升学考公考编，要找准自我定位，合理调整就业预期，时机合适时就积极就业。请你谈谈当前大学生只盯着升学考公考编背后的原因，

参考答案：

学校发出这样的倡议可以理解，如今有相当多的学生，把升学考研和考公考编看得过于重要，投入了大量的精力。且不说这二类选择的学业、职业前景单就过程本身而言，就要付出巨大的成本。此外，考研队伍臃肿，还会带来诸如学历通胀、教育时间过长、成本过高等社会问题，

考公考编也类似，甚至比考研更卷。这些考试难度不一，但都会占据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，加之上岸率并不高，从投入和回报本身来看，未见得划算。当然，学生蜂拥而上考研考公考编，其实也是一种无奈，是就业形势倒逼的结果。比如社会招聘对学历的“一刀切”、学生渴望稳定的工作等此外，也不排除这当中有从众的原因，考研考公考编被视作一种理所当然的“好出路”，很多学生一入个性怎样、禀赋如何，一股脑地涌入狭窄的赛道。

如今高校集体发出呼吁，也说明高校确实意识到了问题。学生全部只盯着升学考公考编，对高校是不利的，这不仅有可能拉低高校就业率，也会导致高校的办学丧失方向。

高校呼吁的初衷可以理解，但停留在一纸呼吁显然不够。这些道理相信学生也并不是不懂，关键是高校更应当由此做好就业服务，让学生看到及时就业的好处和收益，进而调整人生的职业选择。比如，高校应当做好学生和企业中间桥梁，积极走访企业，组织各类双选会，帮助学生拓宽就业渠道。而这种就业帮扶工作，除了在毕业季密集开展，更应当贯穿于学生全部的学习过程。学校应当对自己的培养机制进行大幅度的调整，从学生入学之初开始，就进行充分的就业引导，提供更多的职业技能支撑。

过去，有些学校有意无意将自身定位为“考研工厂”“考研基地”，学生一入学即开始为考研准备，高校也成为了类似衡水中学和毛坦厂中学般的存在。这种定位在考研回报率尚佳的年代，不失为一个现实的选择。但在考研愈加内卷的当下，高校也应当尽快调整，重新回归就业导向的办学思路。

高校的呼吁，社会也有必要聆听。大学生涌向升学考公考编，也不会只是大学本身的问题。公务员编制的容量终究有限，而研究生的快速膨胀，也造成公共资源的紧张。所以，希望学生不止盯着考公考编，社会也应当尽可能激活就业市场，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，保证充分就业机会。考虑到80%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都是由民营经济提供，那么社会还是应当把引导学生流向企业作为中心工作，指望升学或是考公考编来容纳大学生就业，显然是不现实的。此外，企业单位还应当努力破除“唯学历论”，保证相对平等的就业环境。

只盯着升学考公考编，看似是一个观念问题，但在观念的深处，必然有一个坚硬的现实内核。要解决这样的问题，还需要包括高校在内的社会各界，逐渐去拆解复杂问题的各个环节，保障学生在毕业时有充足的可选项，自由、灵活地去选择适配自己的人生方向

纠治“责任超载”

预测押题：

近期，《半月谈》发表的一篇文章谈到，一些干部正受“责任超载”的困扰。指挥不合理，落实的人担责；“埋雷”的不处理，接手的人担责……“请你谈谈如何纠治个别基层单位存在的“责任超载”问题

参考答案：

“责任超载”的原因正在于，追责问责的过程脱离了实际、实情，有失公平。其结果则是容易导致有的干部出力不讨好、无辜而受过，形成对正常激励约束机制的干扰。

追责问责是倒逼责任落实的利器，“失责必问、问责必严”已成常态。但必须防止问责的两种倾向，一是问责不严不力，该出手时不出手；一是问责泛化，扩大化，不该出手乱伸手。中办印发的《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》明确，“严格控制‘一票否决'事项，不能动辄签“责任状”，变相向地方和基层推卸责任”。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中，一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被公开通报，彰显了党中央整治形式主义持续发力、为基层减负动真碰硬的坚定决心。

基层是落实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，基层干部手里攥着千头万绪。越是任务繁重，越要轻松上阵。纠治“责任超载”，一个重要“药方”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精准问责，真正做到问得及时、问得准。

界定权责须以事实为依据。追责问责的起点，是明确权责。近年来，许多地方通过制定权责清单等举措，规范属地管理责任，防止层层向基层转嫁责任。这不但有利于问题发生后精准追责问责，更为基层干部办实事解难题腾出了时间。为基层减负，解决“小马拉大车”的问题，一方面要为“马”赋能赋权，强筋壮骨，做到权责匹配；一方面要真正做到层层负责，“众马”一起拉车，而不是把责任一甩到底。尤其是面对一些新问题和新挑战，上级部门应当提供有力指引和指导，助力提升基层抓落实的质效。

追责问责应立足实际、尊重实情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介绍过一个案例，该追责的部门本已明确，但县领导觉得不足以体现问责决心，于是把本无直接关系的部门也列入问责名单。“指标式”“凑数式”问责看上去轰轰烈烈，实际上无益于解决问题，是形式主义的体现。问责要以党内法规为准绳，稳慎精准地界定对象、弄清重点、分清责任，才能把板子打准地方，真正起到警醒、教育的效果

追责问责不是目的，而是促使干部担当作为的手段。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、激励和约束并重，坚持“三个区分开来”，健全容错机制，为担当者担当、为实干者撑腰，才能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把心思和精力用到抓落实上，在全社会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