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公考面试申论素材】社会热点关键词集锦
“沉默的声音”
·有利益的表达才有相对的利益均衡,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才有长久的社会稳定,尽可能多地倾听社会各方面的声音,对于维稳大有好处。以政府之力,维护弱势人群的表达权,使他们的利益能够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渠道正常表达,这是共建共享的应有之义,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。
·我们迎来了表达的“黄金时代”,但仍有许多声音未被倾听。一方面,有些声音被淹没在强大的声场之中,难以浮出水面;另一方面,也有些声音只是“说也白说”,意愿虽表达,问题未解决。这些,都可谓无效表达,有人称之为“沉没的声音”。
·那些为网络关注、被媒体聚焦的热点事件,只是“冰山的一角”,海面之下这些体量更大的冰块,才是让冰尖浮出水面的庞大基石,也才是决定社会心态的“潜意识”、“核心层”。
·在一定程度上,表达上的弱势群体,也是现实中的弱势群体。在社会层面,他们既缺乏影响公共舆论的资源,又鲜有参与政府决策的渠道,甚至无法得到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信息,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同样薄弱。
·不可倾诉、不被倾听、不能解决,如果不主动“打捞”,太多声音沉没,难免会淤塞社会心态,导致矛盾激化。
“问题意识”vs“过程意识”
·曾有学者慨叹,我们遭遇了一个“问题的时代”。从大都市恼人的雾霾到田野间空心化的村庄,从“蚁族”、“蜗居”难圆梦想到“舌尖上的安全”屡现危机。翻开报纸,相关讨论不绝于耳;打开网络,种种质疑迎面而来。一时间,问题让人烦恼,问题使人愤怒,问题令人“绝望”。
·“不回避矛盾,不掩盖问题”,这是对问题应有的态度。
·如果“唯以问题识天下”,群情激愤中,任“问题焦虑症”裹挟成极端情绪,固化为狭隘认识,演变为偏执思想,将人人变成易燃易爆品;如果“只让问题遮望眼”,心灰意冷间,让“问题悲观症”驱逐社会自信心,抵消发展正能量,吞噬我们的幸福感,“问题意识”本身就也成了问题。
·我们固然要有“一万年太久,只争朝夕”的紧迫感,但也不能期望万年之事、朝夕解决。
·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待我们所处的世界,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过程。关键是要把问题放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观察,与国情对接、跟现实对表。
·不过,如果能多点“过程意识”,会更有利于看到主流、形成共识。
·医疗改革既需协调利益魔方,更需面对海量刚需和分布不均的现实;收入分配改革“分好蛋糕”理念明确,具体调整却是复杂的系统工程。知易行难,在当前中国,尤其如此。不存在一种简单化的理念,可以立竿见影搞定所有“中国式问题”。
·风雨多经人不老,关山初度路犹长。有时候,我们的确感到被问题“追着走”、“推着走”。这可以理解,转型期中国问题一大堆,公众和舆论更加敏感,未来的改革之路肯定也充满挑战。但也要看到,正是在对问题的不断突围中,国家社会得到了实质性改善。既有“问题意识”,也有“过程意识”,才能让改革者有更多回圜余地,才会对未来更有信心。
“权利意识”vs“法治观念”
·“权利意识”从未像今天这样,如此深入人心、影响社会、改变国家。
·毫无疑问,这是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。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自由平等意识、网络媒体勃兴提供的多元表达平台、民主政治进步造就的个体意识启蒙,所有这一切,成为人们权利意识的萌发、表达和伸张的“时代注脚”。与之相伴,“权利意识”的高涨,也为树立法律权威、培养法治观念、发掘公民意识,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,成为社会进步的催化剂。
·“一部分人只注重享受权利,不注重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,由此导致公众权利意识强与社会责任意识弱并存这一现象的存在”。飞机航班延误,冲上跑道拦飞机;发生医患纠纷,把棺材花圈抬到医院;网上讨论辩论,动辄粗口相向,乃至暴力威胁……一些人为了维护个人权益,无视他人权益,罔顾公共利益,甚至更进一步,把他人权益、公共利益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,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。
·“在一个多少算得上是文明的社会里,一个人所能够拥有的一切权利,其唯一的来由是法律。”法学家杰里米·边沁的结论一针见血。“权利意识”的伸张,离不开“法治观念”护航。
·今天的中国,正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艰难爬坡中,法治观念必须“跟得上”权利意识的步伐。没有对公共规则的遵从,我行我素的自由,就会导致“组团式过马路”的乱象;缺乏对法律程序的敬畏,对化工项目的异议,很可能演变成行为失控的骚乱。那种只问结果不计手段、“以错纠错”式维权,看似“高效有力”,却会让更多人不讲文明、不守规矩。
·“哪里没有法律,哪里就没有自由。”任何社会行为一旦脱离法治视野,便不可能带来公共福利的实质增进,也难有公平正义的真正实现。
“最大公约数”
·“找到最大公约数”。历史上,统战工作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”,是我们的法宝之一。从这个角度看,增强当代中国的共识度,也是为了弥合不同群体、不同阶层的差异,让亿万人民结成一条牢固的“统一战线”,画出最大的同心圆。
·让国家上下良性互动、国民信心不断提升。发展的共识、改革的共识、法治的共识、反腐的共识、核心价值观的共识,正在一步步努力中逐步形成。这些共识作为主旋律,与无数个体的切身感受、情感意愿和心理预期不断交织、激荡,汇成当代中国精神世界的“最美和声”。
·各国政治危机的相似之处就在于,共识缺失加剧社会裂痕,最终陷入动荡失序。必须抓住“人心”这一最大的政治,促进和巩固来之不易、难能可贵的共识。
·不是谁的声音大、调门高,谁就天然有更多发言权。巴掌打不出共识,嚷嚷也只会让每个人都听不清楚。有了这样的共识民主,才能找到最大公约数,增强整个社会的黏性。
·巩固已有共识、形成新的共识;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扬民主、尊重包容差异。毛曾经说过,所谓政治,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,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。只要我们把共识的圆心固守住,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,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,能够团结的人也就越多,十几亿国人终将凝聚成不可战胜的“中国力量”。
“中国式盘问”
·春节期间,网友编了两副诙谐的对联。一副描述回乡时亲朋长辈的盘问,上联“考了几分什么工作能挣多少呢”,下联“有对象没买房了吧准备结婚吗”,横批“呵呵呵呵”。另一副则是对这些盘问的“神回复”,上联“这个嘛呵呵呵呵”,下联“那什么哈哈哈哈”,横批“阿姨吃菜”。
·物质丰富了,精神文化生活却仍显单调。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就是文化情趣的偏差、文化价值的溃散,让哪怕最亲近的人也难以彼此心灵拢聚。
·“中国式盘问”也让人审思,如何让我们的城镇化包含文化记忆、跳动历史脉搏?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要求,“体现尊重自然、顺应自然、天人合一的理念”、“望得见山、看得见水、记得住乡愁”、“慎砍树、不填湖、少拆房”,这些不正是新型城镇化的文化蓝图吗?新一轮城镇化浪潮中,中小城市需要抓住超越自我的发展契机。
·但更要思考的是,在这样的历程中,如何让凋敝的乡村文化丰盈起来,如何让含混的城市精神明朗起来,从而承续历史、滋养心灵、形塑认同,让上演着文化变形记的人们,不再是永恒的漂泊者、异乡人。
回不去的故乡
·呼喊着“逃离北上广”,却更发现,家乡小城虽然生活压力小些,却有着“机会更少,关系更多”的困扰、“拼能力不如拼爹”的重压、“物质更浓,精神更淡”的迷惘。故乡,或许还能安放一份乡愁,却难以承载躁动的梦想。于是,“故乡在沦陷”的感受在蔓延,“大城市还是小城市”的选择题撕扯着人们的决断。
·举棋不定的“双城记”,诉说着无数个体的命运轨迹,又何尝不是城镇化进程中诸多问题的缩影?比筑城造市更重要的命题是,如何在故园的地基上生长出孵化梦想的温床?
·“乡愁”不是过去时,而是现在时、将来时。我们守望记忆中的家园,更需要在时代浪潮激荡中重建一个有活力、有希望的故乡。调校过度倾向大城市的发展天平,让资源更公平地分布,让机会向每一个归来者敞开,让现代理念浸润于更多人的心中,故乡就将是一种新的可能性。
“数字时代”vs“责任公民”
·电子商务如何防止假冒伪劣?互联网金融怎样杜绝技术风险?滴滴专车会不会误伤出租车司机?公职人员抢的微信红包该不该上缴给纪委?
·互联网应用的快速普及,无疑是近年来最让人瞩目的成长。
·关于网络的“负面新闻”,几乎每天都能看到。这样的情况下,那些提供信息提供观点的网站,那些搭建平台开发技术的公司,那些粉丝众多颇有影响的大V,更应该成为新集体生活的“责任公民”,呵护这一块“精神栖居地”。
·作为技术支持者,需要理解技术的人文性。电商企业将假冒伪劣清理出自己的平台,应该是责无旁贷的义务;搜索引擎以“价高者往前排”提供信息服务,自然会被诟病;而那些放任虚假、色情信息泛滥博取眼球者,更是触碰了法律的红线。对于数字时代的“企业公民”,维持网络空间的清爽、保证虚拟世界的安全,应该是底线责任。而以模式创新激发网络活力、以主动姿态参与社会生活,则是更高层面的要求。
·作为内容提供者,需要把握内容的价值观。如果一味屈从点击率、盲目追求阅读量,只会陷入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恶性循环,最终把“做内容”变成“拼底线”。无论是微博的大V还是微信的大号,自媒体同样是媒体,也需要遵从媒体伦理,涵养信息时代的精神和心灵。文化产品的提供者们,需要保持恒定的审美和价值取向,在分析与把握受众需求的同时,以更高远的眼界开拓更丰富的资源,不被虚荣心和功利心牵着鼻子走。
·更需激发、督促数字时代的“责任公民”,以更多“集体意识”“担当精神”,维护清朗、健康、生机勃勃的“网络共同体”。
“社会焦虑”
·社会关系中弥散的“焦虑感”、“紧张感”,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结构的失衡。一方面,差距侵蚀幸福,社会资源配置机制不合理,有专家认为社会结构调整可能滞后于经济结构调整;另一方面,流动渠道梗阻,部分社会成员获得资源的机会不同,社会结构调整滞后,“板结”、“凝滞”之说时有出现。
·从公务员考试热潮,到大型国企一职难求……近期,年轻人到“体制内”去的现象,引来广泛讨论。且不论这是否是普遍的价值取向,所谓“体制内外”的提法也确实让人看到,中国社会早已不是外国学者所说的“一块天花板”,而是在不断变化中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结构。
·因为自谋职业等原因游离于“单位”之外的“社会人员”,一度成为不正当、不安定的代名词。而现在,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等承担的社会管理功能大部分被剥离出去,越来越多“单位人”变成“社会人”。
·个体境遇未必是时代的风向,却也折射出齿轮咬合间的摩擦和罅隙。一方面,差距侵蚀幸福,社会资源配置机制不合理,有专家认为社会结构调整可能滞后于经济结构调整;另一方面,流动渠道梗阻,部分社会成员获得资源的机会不同,社会结构调整滞后,“板结”、“凝滞”之说时有出现。
·社会结构变化了,需要有更高的社会管理水平、更强的社会关系调节能力。如果能更好完善收入分配制度,扩中保低调高,形成“纺锤形社会”,“仇富心态”就失去了不断滋生蔓延的土壤;如果能有效打破各种壁垒,使社会结构“活”起来,“富二代”、“农二代”就不会成为流行标签;如果进一步改进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,“旭日阳刚”们的歌声就会多一些希望、少一些无奈。
·这让我们看到,社会结构变化后,协调社会关系的各个主体,市场、社会和政府,同样需要各归其位。寻求管理与服务的最佳结合点,找到配置资源更合理的方式,才能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,形成更科学合理的社会结构。